第一辑:上善若水

十二、话说“书同文、车同轨”(三)

 

说起秦始皇,就会想到“书同文,车同轨”,这是属于他的标签。我初次认识这枚标签时,总感到有点迷惑,因为“书同文”是文化,对社会来说极为重要,而“车同轨”只是一种实际应用的物事,对社会而言,它的分量怎能和文化相比,两者如何并列呢?

 

深入到历史中探索后,发现,我犯了一个错误,我是以现代人的概念看待历史,对古人的所作所为出现了认识上的偏差。对于秦始皇时代来说,“车同轨”的意义一点也不亚于“书同文”。

 

先秦时代,车马是最主要的陆路交通工具。无论是劳动生产、八方征战,还是祭祀天地,都离不开车马。甚至战车的多少都成为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志,有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说法。《左传·成公十三年》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车马的主要责任便是“祀与戎”这两件“国之大事”。

 

秦人善车马,《诗·秦风》中多见体现秦人“有车马之好”的诗句。黄河历史上第一座常设的行走车马的浮桥是秦人所修建。双辕车也是秦人发明,在秦都雍城的凤翔八旗屯秦墓中便发现了历史上最早的双辕马车。《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军善于大军团长距离远征,“径数国千里而袭人”,离开车马无可实现。秦国最终能够完成灭六国,实现一统,车马就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书同文,车同轨”实际上是一文一武,“书同文”代表了文化,“车同轨”则代表了武力。因此,两者会并列就成为必然。

 

这时,又一个问题出现了,“轨”是什么?车马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但为什么要突出“轨”?一个“同”字又代表了什么?

 

让我们将时空倒退两千年,重新回到“车同轨”时期。

 

那时的车与现在的车有着很大的不同,与本文无关的部分且不谈,我们只看相关的部分,也就是车轮。那时的车轮也是木制,车轮与地面之间的摩擦,对车轮的磨损很大,为了减小车轮与地面的摩擦力,使车轮经久耐用,造车人便将车轮做得很窄,同时在木轮的外周箍上一层铁。这一技术的采用,不但使车轮经久耐用,车子跑起来还轻快。

 

那时的路与现在的路不同,都是土路或石板路,车轮在那样的道路上滚动,便会在路面上留下一道磨擦痕迹,这道磨擦痕迹就是车辙。车子长时间行走在如此的道路上,道路上磨出的车辙痕迹便不断变深,深到一定的程度后,车辙沟痕就变成了“轨道”,“轨”就形成了。

 

路面形成了“轨道”后,车子的两个车轮就只能套在这两条“轨道”里行走,只有这样车子才走得快。车轮如果不在这两条“轨道”中行驶,便会“出轨”。车子一旦“出轨”,就潜在着很大的危险,轻则被“轨”卡住,车子无法行驶;重则翻车,造成伤亡事故。

 

相同的车辆形成相同的“轨”,反过来,一旦“轨”形成了,也就限制了车辆必须按照“轨”确定轮距。

 

关于“轨”的实物今天我们仍可以找到,在河北省石家庄附近的井径地区还保留着一段秦皇古道,古道的基岩路面上,“镶嵌”着两条深深的车轨,深度足有五十公分。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开头部分,车轮深陷在“轨道”里行走的镜头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从文字的角度来考证“轨”字也很有意思。甲骨文中没有“轨”字,金文中出现了“轨”字,《金文编》中有:“轨,见簋文。”由此可见,“轨”字大约出现于周代。汉字的造字规律告诉我们,只有在实物出现之后,才会用一个字加以描述。周代之前,“轨”还没出现,甲骨文中自然就没有“轨”字。

 

“轨”是用于行驶车辆的,先有车才有“轨”。

 

从古代典籍的记载来看,我国车辆的发明时间比较早。除了相传黄帝发明指南车外,还有关于夏朝车正奚仲的记载,例如《左传•定公元年》中记载:“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管子•形势解》记载:“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成器坚固”。《墨子•非儒》中记载:“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

 

再来看考古,出土文物中最早的车辆实物是商代。到了周代,对车辆轨距方面的形制有专门的官员负责,那时车辆轨距比较一致。《左传•隐公元年》记载:“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孔疏:“王者驭天下,必令车同轨。同轨毕至,海内皆至也。”

 

那么,“车同轨”什么时候被破坏殆尽,以至于秦皇一统天下后要提出“车同轨”并以举国之力实行之?按照常理推测,应该在春秋战国时代。春秋战国时代的各个国家,尤其是战国时代的七个国家在制造车辆的时候都会有意将自己国家的车轮之间的距离设计制作的与他国不同。一旦有他国侵略,就会碰到一个运送的麻烦,车轨不同,轮子在路上行驶就受到阻碍,这样,他国军队的车辆不便于在本国行驶,车轨就成为抵抗他国入侵的一个有效工具。

 

《说文解字·卷十五上》中说:“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晦,车涂异轨,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车涂异轨”说明道路上有“轨”,而且这个“轨”各不相同。

 

“异轨”的余绪还影响到现代,阎锡山统治山西的时候,为了抵御其他军阀进攻,敷设了窄轨铁路,使外省军阀的军车无法运兵运武器进入山西,窄轨铁路就成为一种防御的设施。前苏联与中国的铁轨间距也不相同,每次从中国进入苏联的火车都要换上窄轨车轮才能行驶,这也含有抵御外国的意义。

 

秦人有重视交通的传统,主要是因为征战的需要。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了“车同轨”,对车辆制造技术和道路交通工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秦始皇五次大规模巡游,主要交通工具就是马车。正因为车马对秦人有着特殊的意义,秦人对车马就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至今我们还可以从秦朝留下的兵马俑中,看到当时的战车、辇车等实物,与真人真物几乎等高的人物与马匹形象。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的第二年,就开始了“治驰道”的工程。《汉书·贾山传》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曾经五次长途出巡。秦二世为模仿“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也曾“东巡郡县”。通过秦始皇和秦二世出巡路线的畅通,可以想见全国陆路交通网的基本要络已经形成,车同轨已经成为现实。车同轨之后,整个中国成为一个大一统的交通运输便利的国家,四通八达的交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成为中国统一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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