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凡文集‖第一辑：上善若水‖ 九、话说“文人相亲”

九、话说“文人相亲”

我写过一篇文章，谈“文人相轻”，实际上，文人还有相重相惜的一面，就是“文人相亲”。文人最直接的感受来源于文字，文字是一种心灵语言，通过这种语言，能够读懂彼此，就可能达成“文人相亲”。

曹丕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其实，“文人相亲”也是自古有之。

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与鲍叔牙相知相交，《列子·力命》中记载：“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此世称管鲍善交也。”后人就以“管鲍之交”来形容朋友之间亲密无间、彼此信任的关系。俞伯牙和钟子期的相惜相知，更给后世留下了比喻知己或知音的成语：高山流水。

李白与杜甫，都是诗人，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当时李白名声大，杜甫名声小，按理李白应当“轻”杜甫，然而，两人一见如故，成为生死之交。李白漂泊到山东时，写了一首《沙丘城下寄杜甫》的诗：“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寄托了他对杜甫的思念之情。后来李白获罪遭流放，杜甫深为他的不幸遭遇不安，频频梦见李白，写出了著名的《梦李白二首》，其中第二首写道：“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韩愈与贾岛以地位和名气来说，一位富贵，一位贫贱，一位是长江，一位是小溪，是“推敲”让他们走到一起。文字让他们相亲相近，成为忘年之交。

白居易和李商隐同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身居高位，且是文坛大老，李商隐则一生不得志，是个窘迫无依的晚辈，但白居易却非常看重李商隐，常有诗歌唱和。晚年白居易极爱李商隐诗，曾感慨地说：“我死后，得为尔儿足矣。”白居易逝后数年，李商隐生了儿子，就取名叫“白老”，足见两人心意相通。白居易临终前坚持让李商隐为他写墓志铭，当时白居易的堂弟白敏中位居宰相，权势炙手可热，能为白居易写墓志铭，正是接近权势的大好机会，许多文章高手求之不得。白居易却相信自己的眼光，他认为，当时正落魄失意的李商隐才是有资格总结评论自己一生的人。

欧阳修一生提携举荐人才无数，在他身上体现出的“文人相亲”之举更是数不胜数，此处单说一件：欧阳修与尚书宋祁同修《新唐书》，朝廷让欧阳修定稿，还特别提醒欧阳修要详看宋祁所修的《列传》，能删则删，能改则改。但欧阳修认为宋祁是前辈，见多识广，字里行间有他独特的见地，所以一个字也没改。书完成之后，在署名的问题上，按照惯例，御史建议只署欧阳修一个人的名字，因为“旧例修书，只列局内官高者一人姓名”，但欧阳修还是在《列传》上写上了宋祁的姓名。搞得宋祁有点受宠若惊，说：“自古文人不相让，而好相陵，此事前所未闻也！”

清朝乾隆年间，出了一个“扬州八怪”，是指汪士慎、李鱓、金农、黄慎、高翔、李方膺、郑板桥、罗聘这八位书画家。所谓怪者，是指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即“标新立异，清新狂放”。其实他们并未自结为派，而且风格各异，其中有的是挚友有的是师徒，有的相互交往并不多，然而，他们彼此之间却有深厚的友谊，形成了“怪怪相亲”的现象。举例来说，郑板桥与汪士慎，交往过从并不多，当郑板桥看到汪士慎的画作《乞水图》，画了一个持瓮乞水者求雪水煮香茗时，大为赞赏，谓不只观其画，“而亦审其心、识其品矣”。为表达对汪士慎的由衷敬佩，他忍不住在此画上题了一首七绝：“抱瓮柴门四晓烟，画图清趣入神仙。莫言冷物浑无用，雪汁今朝值万钱。”他还作诗赞美黄慎的绘画艺术说：“爱看古庙破苔痕，惯写荒崖乱树根。画到情神飘没处，更无真相有真魂。”

清初，王士祯官居高位，又是文坛公认的盟主，喜欢和文人结交，“日了公事，夜接词人。”家里有诗有酒的，他单携一首诗去，家里无酒单有诗的，他携一壶酒去，“每得一士，未尝不奔走相告也。”通州布衣邵潜夫，“明万历年间以诗歌名江标”，但是，家徒四壁，甚至没米下锅，七、八十岁了，尚且“家贫，苦徭役”。王士祯初上任，按惯例当是先拜访巨室缙绅，但是，王士祯第一个访的却是邵潜夫，“按部抵境，首谒邵”。“邵所居委巷”，“乃屏舆从徒步以入”。邵潜夫居陋巷，官轿无法进入，王士祯便弃轿步行而入。邵潜夫家贫无以招待，唯有米糟酿的土酒一瓮，遂端起土酒，问新任父母官：“适有酒一斗，能饮乎？”王士祯接过便饮，老名士邵潜夫拳拳服膺，乃留王士祯吃晚饭，至晚方别，“渔洋欣然为引满，流连移晷始别”。此次拜访还顺便解除了邵潜夫的徭役，“有司闻之，立除其役”。王士祯善待邵潜夫，不是去演绎亲民秀，也不是去买恩；他只是文人性情，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

不但古代文人之间会相惜相重，现代“文人相亲”也屡见不鲜。

郁达夫与沈从文之间的交往就是“文人相亲”的经典。1924年的冬天，穷困潦倒，濒临绝望的沈从文，向京城的几位知名作家写信倾吐心声，这其中就包括郁达夫。此时的郁达夫也正处在人生的苦闷之中，甚至有些消沉。正由于自己前途迷惘的人生，坎坷不平的文学道路，所以郁达夫对正在这条小道上艰难挣扎的同道中人感同身受。于是，郁达夫便冒雪寻访沈从文，推开“窄而霉小斋”房门，屋内没有火炉，沈从文身穿一件单衣，用棉被裹着两腿，坐在凉炕上，正用冻得红肿的手提笔写作。这时，沈从文已经三天没有吃到任何东西了。郁达夫一见，立刻解下自己的羊毛围巾给这位小兄弟围上，再把他拉到饭店吃了一顿。沈从文狼吞虎咽的窘状，看得郁达夫直想流泪。一顿饭吃了一元七毛钱，郁达夫拿出五元钱付了账，将找回的三元多钱全给了沈从文。当时，五元钱也不算小数目了，郁达夫在经济上也极窘迫，月薪只有30元，也正处于“袋中无钱，心头多恨”的时期。之后，郁达夫又把沈从文介绍给当时著名的《晨报副刊》，这才使沈从文脱颖而出。而郁达夫在帮助沈从文的同时，自己也重振精神，既找到了自己的最爱，又在事业上梅开二度。

“没有郁达夫，沈从文可能会客死他乡；少了沈从文，郁达夫可能会沉沦一生。”有一位著名评论家这样说道，的确，他们是以一种文人的真性情，互相成全着彼此。

“文人相亲”不一定要政治观点相同，阶级阵营一致，就如梁实秋和闻一多，他们生活经历不同，文章风格不同，从政治上讲，一个是“资本家的乏走狗”，一个是“民主斗士”，然而，他们却是惺惺相惜的好友。　

他们俩同时就读于清华大学，求学期间，闻一多对新诗发生了近乎狂热的兴趣。他对当时比较畅销的几部诗集《女神》、《冬夜》、《湖畔》等都进行了研究和批判。专门写了一篇批评俞平伯诗集《冬夜》的文章，投寄给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结果石沉大海。后来，梁实秋也写了一篇《<草儿>评论》，与闻一多的文章合编为《<冬夜>、<草儿>评论》，列为“清华文学社丛书第一种”，由梁实秋的父亲出资，自费出版。这本书既见证了二人深厚的友谊，也绽露了他们初出茅庐时的锐气和才气。

1922年7月，闻一多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深造。留美期间，闻一多感到寂寞而失落，便常常给梁实秋写信，诉说苦闷：“不出国不知道思家的滋味，想你……当不致误会以为我想的是狭义的‘家’，不是！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闻一多和梁实秋一边书信往来，一边诗文唱和。梁实秋的三首诗《送一多游美》、《答一多》、《寄怀一多》，发表在《清华周刊》上。

1923年9月，梁实秋也来到了美国，在珂泉科罗拉多大学上学。闻一多接信后，拎了一个小皮箱，悄悄地坐火车到珂泉找梁实秋，并且也转到了科罗拉多大学。两个人在异国相逢，又成了同学，两人住同一宿舍，一同上课，一同准备，一同研讨，其乐融融。珂泉的一年生活，对两人来说，都是美好的记忆。

海外归来后，两人时聚时分，但依然保持了非常好的关系。

1937年，抗战爆发后，闻一多和梁实秋天各一方，同时，由于政治观念的不同，两位好友的共同语言已越来越少。闻一多几乎从没提过两人为什么疏远，梁实秋对此也是讳莫如深。

1946年7月15日，“民主斗士”闻一多遇刺身亡。被符号化为资本家“乏走狗”的梁实秋正在与朋友下围棋，一时激动，拳击棋盘。1947年，梁实秋写了《闻一多在珂泉》，发表在天津《益世报》上，怀念当年好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梁实秋在台湾发表长文《谈闻一多》，感慨道：“一多如何成为‘斗士’，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斗出什么名堂，我一概不知。”其中的复杂情感似乎一言难尽。

文章的高手们一眼就能在人群中辨认出谁值得推崇，而文章才气几乎成了一种可以量化评判的客观标准，不为其他任何因素所干扰。这才是古今中外文人们真正的集体信仰，这也应是读者的信念。

文章本是心灵的流露，文坛相对政坛和商界应该多些纯净与平和，文人相对应该超脱于世俗利益，“文人相轻”与“文人相亲”，只应限于文学本身，只针对于文章题材风格语言流派，而不是人身。

“文人相轻”让人沉重，“文人相亲”则让人温暖。

以真诚待人，以真理析文，这就是文人相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