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凡文集‖第一辑：上善若水‖ 八、“文人相轻”面面观

八、“文人相轻”面面观

“文人相轻”是中国文人间的一个陋习，这个陋习由来已久，所以，三国时期的曹丕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一般而言，“文人相轻”，是因为文人往往自负于自己文章的长处，而文章又不是只有一种体裁，没有人能够样样精通，所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如果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文人相轻”则是一个听起来轻松，实质上很沉重的话题。“文人相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条浊流，是一种近乎变态的批评恶习，对文化传统延续极具破坏性。

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文人相轻”的现象几乎贯穿始终，以后似乎仍然会陪伴着文人们的生活存在下去。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说到，韩非子曾作《储说》等篇，流播到秦国，秦王读而感叹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当时同为文人，并与韩非子有同门之谊的李斯正在辅佐秦王，他见秦王相问，便告之此为韩非子所著。秦王为了见到韩非子，便急切下令攻打韩国。韩王无奈之下只得派遣韩非子出使秦国。李斯深恐韩非子在秦王面前抢了自己的风头，竟然不念同学情谊，在秦王面前诋毁韩非子：“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遣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听信了李斯的话，把韩非子关起来治罪，李斯派人送去毒药，令其自杀。

李斯和韩非子的“文人相轻”已具浓浓的血腥味，相比而言，大多数“文人相轻”还是要轻松许多。

《万历野获》中说到徐文长，有一个桥段特别让人回味：“文长自负高一世，少所许可，独注意汤义仍，寄诗与订交，推重甚至，汤时犹在公车也。余后遇汤问文长文价何似，汤亦称赏，而口多微辞。盖义仍方欲扫空王李，又何有于文长。”这个汤义仍就是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大家都知道徐文长是个狂士，好不容易有了个“看得起”的汤义仍，但是，汤义仍心目中的竞争对手是王世贞、李梦阳，他的眼里哪里有徐文长呢？

鲁迅先生曾写过七篇论“文人相轻”，可谓对此深恶痛绝，然而，他也没有完全脱离“文人相轻”的窠臼。鲁迅先生最不满的是左联作家中的领军人物周扬，还“憎恶和鄙视”田汉。鲁迅先生和诗人徐志摩似乎是水火不相容，徐志摩意有所指的称中国除了他再也没有其他人更懂莎士比亚了，这让鲁迅大为光火，直批徐志摩只会脱离现实吟风弄月。

沈从文和丁玲可称得上文化巨人，他们之间的矛盾纠葛却可以称得上是“文人相轻”的标本。先是沈从文在《记丁玲》中不写她爱上了革命的胡也频，而单说胡也频给了她一张男性的嘴唇与两条臂膀，似乎丁玲跟胡也频的结合纯粹是出于“性”的需要。沈从文还曾经指责丁玲获得斯大林文学奖是“政治肯定多于文学成就，是造神运动下的产物”。丁玲认为沈从文玷污了她的名誉，使她在晚年时写出了《也频与革命》一文，对沈从文进行了无情鞭挞，斥责沈从文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高贵绅士。”

徐悲鸿和刘海粟同是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奠基者。一个坚持写实主义，一个钟情于印象主义，正因为他们在艺术风格上的差异，使他们在艺术道路上针尖对麦芒。徐悲鸿甚至出口骂刘海粟为“汉奸”，两人的恩怨漫延了一个世纪。郑州大学教授王碧岑1979年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忆了一件“文人相轻”的趣事：1934年的一天，山东大学请老舍做学术报告。老舍讲到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时，说：“一般文艺作品的坏人形象大都是脑满肠肥、一脸横肉的大胖子。”第二星期的学术报告，走上讲台的是一个比较粗大的白胖子，西装革履、举止稳重，看来颇有几分洋绅士派头，他就是山东大学外文系的系主任梁实秋。他针对老舍上周讲的坏人形象问题，振振有词地说：“就我个人所知，中外文学作品中的坏人都是些瘦子，脖子细得像猴儿子一样……”

现在的文人，最典型的相轻恶习就是学历歧视，博士生瞧不起硕士生，硕士生瞧不起本科生，本科生瞧不起大专生，大专生瞧不起中专生，中专生瞧不起初中生。其实这是有传统的，当年沈从文没有任何学历，却成了教授，但他往往受学院派的白眼，从刘文典到钱钟书都是这样。刘文典先生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

“文人相轻”中“轻”的本意就是轻视、鄙视、看不起。文人以己所长，轻人所短，大都建立在自我优越的心理基础上，“轻”人的前提是自认为强者、优者，对方是弱者、劣者。“文人相轻”从本质上是一种心态的展现，这种心态和人的喜、怒、哀、乐以及嫉妒、崇拜一样，属于人的社会心理之一，只是这种社会心理，在文人圈内表现得更为强烈和普遍而已。由此看来，先有一般意义上的“人”的自负，才有“文人”的自负；先有一般意义上的人人相轻，才有特殊意义上的“文人相轻”。

从历史层面观察，“文人相轻”是阶级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封建社会是“官本位”为主导的社会，人才的选拔和使用是以统治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此形态下，文人为了出人头地、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等目的，往往有意贬损其他文人，尤其是与自己同行的文人。其极端者往往由“文人相轻”发展到“文人相残”。郭沫若先生便认为“文人自来是难于团结的，所谓‘文人相轻’，差不多是一种铁案难移的判断。”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文人相轻”实际上属于“人人相轻”中的一种。《庄子·秋水第十七》录北海若的话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从“道”的角度来衡量，万物是地位均等的，但又有几个人能“由道观之”呢？只能是“以物观之”，而一旦“以物观之”，就会“物情倒置，迷惑是非，皆欲贵己而贱他，他亦自贵而贱彼，彼此怀惑，故言相也。”“以物观之”的“物”各不相同，有的出于审美趣味的不同，有的是基于人品而产生的对作品的轻视，有的则是自身在了解和认识上的不足所致。但总体上说，虽然相轻的原因很多很复杂，但最后大致都要归到对“文”的相轻上去。轻人都要与轻文结合，而轻文的目的归根到底还是为了轻人。

不过，“文人相轻”未必一无是处。这让我想起著名的“鲶鱼效应”。鲶鱼好动，沙丁鱼好静。渔夫捕捞了许多沙丁鱼放入船舱，因其不喜游动，容易窒息死亡。渔夫便在船舱里放了几条以鱼为主要食物的鲶鱼，激励沙丁鱼不断游动，以提高沙丁鱼的存活率。

“文人相轻”的作用与“鲶鱼效应”很相似，无形中促使文人自警和自励。由此看来，“文人相轻”既是一种文化腐蚀剂，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激活剂。文人从事的是一种精神创造行为，具有精神性和个体性，相当费心费力。“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创作之艰辛可见一斑。与其他职业的不同在于：其他职业主要从事于物质生产，对产品的评价标准比较直接、准确，而精神产品却没有统一的标准，很难分出优劣高低，这也是文人之间互相批评甚至吹毛求疵的根本原因。“文人相轻”能激活文化的潜在力量，使文化以充满激情的方式展开。因为，“文人相轻”使文人们不论声望多高，级别多高，财富多大，也没有免受批评的特权，因而处在无时无刻不得不努力奋斗的生态之中。

“文人相轻”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不那么血腥、那么尖刻，也无伤大雅。

钱钟书说得好：“文人好名，争风吃醋，历来传作笑柄，只要它不发展为无情、无义、无耻的倾轧和陷害，终还算得‘人间喜剧’里一个情景轻松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