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凡文集‖第二辑：人生如书‖ 九、酒事之二：醉翁之意不在酒

九、酒事之二：醉翁之意不在酒

欧阳修不经意说了一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却道尽了古往今来饮酒的内涵。

酒，是一种特殊的物品，对人类社会而言，它具有润滑剂、黏合剂、催化剂的功能，尤其对于政治更是如此。酒在诞生之日起，就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战国策》记载：“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作为一个卓越的国家领导人，大禹尝到酒的美味后，敏锐的洞察力立刻就领悟到其中的政治意义，自觉地禁止自己饮酒。从那以后，酒的物质享受意义就被政治伦理意义所压抑。

在远古时代，社会生产力低下，粮食的生产远远不能满足粮食的需求；而大量的酿酒必然导致大量粮食的浪费，百姓衣食不保，又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因此，统治者就编造一个理由：上天教人酿酒就是为了祭祀之用，只有在祭祀庆典的时候才允许适量饮酒。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粮食的生产得以超过粮食的需求，酒的生产成为可能。具有先尝优势的统治者自然知道酒的厉害，便通过对社会酒事行为严加控制，“以酒成礼”，即借助饮酒活动强化社会尊卑贵贱、等级有序的“礼治”政治秩序。酿酒、饮酒这样一种社会物质文化行为，就呈现出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特征。

最早应验大禹的预言的大概是商纣王。《史记·殷本纪》记载：“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纣王造个酒池可行船，整日里不是美酒就是美色，还时常抱着美女跳进酒池戏饮，玩昏了头，把江山也玩没了。周公灭了商朝之后，吸取了纣王的教训，发布了中国最早的禁酒令《酒诰》，其中规定：“无彝酒”（不可经常喝酒）；“饮惟祀”（只有祭祀才可以喝—些酒）；“德将无醉”（饮酒要有节制）。

当然，酒对社会并不都是起消极作用。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所谓“人和”，是指人的情感作用。“人和”比“天时”、“地利”更重要。这正好给酒提供了“一展身手”的广阔天地，因为酒在收拢人心、联络感情方面有着特殊的功效。

春秋时代，越王勾践率兵伐吴，临出征时在河边列阵誓师，此时有越人献美酒劳师，但美酒不足以酬尽兵卒，勾践便下令将酒倒进河里，军民同饮，士气高昂，遂一举打败吴国，洗雪亡国之耻，成就一代霸业。箪醪劳师成了一段传说，绍兴现在还有一条河叫作“投醪河”。

类似的故事还在发生。战国时代，秦穆公讨伐晋国，来到河边，秦穆公打算犒劳将士，但酒醪却仅有一钟，于是秦穆公将这一钟酒倒入河中，三军饮后，人心大醉，士气大振。西汉时，大将军霍去病收复河西有功，汉武帝赐酒犒劳。酒少兵多，霍去病便下令将御酒倾入一眼井中，与士卒共饮。斯人已去，酒泉之名永留人间。此类故事经岁月的酝酿，便演绎成了壮行酒、祝捷酒。

酒，因为它的特殊功能，成为政治斗争工具，被政治家们玩的炉火纯青，留下了许多经典。

项羽摆下“鸿门宴”，欲擒刘邦。宴席上摆满美酒佳肴，宴席下却暗藏杀机。终因刘邦事先得知内情，暗中运筹，加之项羽犹豫不决，优柔寡断，致使一生中最大的敌人刘邦逃之夭夭，埋下了日后败死的伏线。“鸿门宴”留下一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却与一千二百多年后欧阳修所说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三国时，曹操的“对酒当歌”，其实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哪里？在其所思，或在其所不思。一场“煮酒论英雄”，把醉翁之意演绎的淋漓尽致。

《三国演义》演义记载：东汉末，曹操挟天子以令诸候，势力浩大；刘备虽为皇叔，却势单力薄，为防曹操谋害，不得不种菜灌园，韬光养晦，伺机而动。即使如此，也很难让生性多疑的曹操放心。一天，青梅熟了，曹操以青梅煮酒，邀刘备共饮。二人相对而坐，开怀畅饮。酒至半酣，曹操借酒大谈天下英雄：“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虚与委蛇，装作胸无大志，随便说了几个人。曹操狂笑着把刘备所说的一一否定，然后单刀直入的说：“当今天下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刘备被道破心机，大惊失色，吓得连手中的筷子也掉到了地上。正巧突然雷声大作，大雨倾盆，刘备灵机一动，低下身拾起筷子，说是因为醉酒，又加上害怕打雷，才掉了筷子。曹操一见刘备如此不胜酒力和胆小，便消除了对刘备的疑虑。曹操想借酒的豪情撬开对方心中的秘密，刘备则借酒的醉态掩饰自己的政治抱负，两个醉翁虽在饮酒，其意却都不在酒。

宋人叶梦得在《石林诗话》里说道：“晋人多言酒，其意未必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多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疏远世故。”以酒避祸的代表人物是阮籍，也是晋代少数几个得以终其天年的名士。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但是，阮籍苦于时运，在司马懿、司马昭父子执政下任官，只好动辄饮酒佯狂。有一次，司马昭想与阮籍结亲，把阮籍的女儿娶进门做世子司马炎的妻子，阮籍不想和司马氏集团扯上太深的关系，但又不可能像当年关羽那样直白：“犬子安配吾之虎女”，万般无奈之下，阮籍只有一连大醉六十天，让说媒的人始终没有提媒的机会。

酒，可以增胆壮威，可以抒愤达氛，可以饰伪避祸；酒，还可以安定权位。以酒安定权位的游戏，做的最出色的要数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这个故事还得从赵匡胤登上皇位说起。

宋代的《赵普传》记载：北征宿营于陈桥驿的六军，商议拥立统兵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黎明，入白太祖。时太祖醉卧帐中，欠伸徐起，则万众擐甲露刃，喧不可止，或以黄袍加太祖之身”。

从这一记载看，赵匡胤是在醉酒之后糊里糊涂被人拥立的，以致于黄袍加身之际，还是半醉半醒哈欠连天。实际上，改朝换代怎么可能如此儿戏，这一切都是赵匡胤集团早已谋划好的，只是借用了唐末以来骄兵悍将拥立的形式。在这里，酒成为一种道具。酒醉之下，毫不知情，无奈被将士拥立。酒，居然就将赵匡胤纂夺皇位的道德罪恶洗刷得一干二净。

赵匡胤对酒食髓知味，再一次利用酒做道具的时候，更是驾轻就熟。赵匡胤登上皇帝宝座，天下也已基本安定后，越看手下的大将们越是不放心，要杀了他们吧，怕其他人造反，不杀他们吧，他们不定什么时候再来一次陈桥兵变，再来一次皇袍加身！于是赵匡胤就大摆宴席，赐御酒，上佳肴，酒酣之际，赵匡胤试探手下那些大将们，问他们会不会来个别的什么桥兵变，大将们自然说是不敢。赵匡胤便借着酒劲儿，要大将们交出手里的兵权以换高官厚爵！借着酒劲儿，这是整个计谋的关键。如果大将们强烈反对，控制不住局面了，就把责任往酒上面一推——酒可乱心嘛！如果大将们不敢反对，那么，酒酣耳热，其乐融融，且不是皆大欢喜。结果，在推杯交盏之间，解除了大将们的兵权，又不伤君臣和气，实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一次完美表演。

近代中国政坛上“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正剧、闹剧也在不停上演，最著名的演员当属蔡锷。

当年，蔡锷奉调入京，袁世凯委以高职，加以笼络，实际上是被软禁于京城。蔡锷蔡松坡终日无所事事，内心烦闷，便到八大胡同走走，想不到第一次就碰到小凤仙。自此，蔡锷时常到云吉班戏游，沉溺于酒色。左右将蔡锷的行径通报袁世凯，老袁叹道：“松坡果乐此不倦，我也可高枕无忧，但恐醉翁之意不在酒，只借此过渡，瞒人耳目呢”。袁世凯的担心不无道理，但蔡锷胸怀大志却深藏不露，最后在小凤仙的帮助下逃离北京，回到云南，奉孙中山之令，当上了护国军总司令，举起了反袁护国的大旗。

酒，在中国数千年来魅力不衰的原因，不仅是带给人们以口欲的满足，而且还具备了很多其他的社会功能，往往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现代社会，酿酒、饮酒已是名目繁多，品类齐全，到处都能看到酒的身影，尤其在政治领域，酒，依然在兴风作浪。民谣就说：“能喝半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培养；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才放心”。但是，滥觞于远古的政治酒，在现代社会却难以生发令人回肠荡气的故事，反而散出一股股俗味。是现代社会物质已极大的丰富，不需将一坛酒倒入河里，以至酒在政治的天平上失去了重量，抑或今人胸襟远不及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