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凡文集‖第五辑：中国文字‖ 十、文字与政权

十、文字与政权

文字与政权是两个不同等量级的事物，虽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却很难等量齐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文字自诞生之日起，就对政权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以后更是如影随形般交织在一起。

远古时候，黄帝部族战胜蚩尤部族和炎帝部族之后，势力得到迅速发展。接着又南下，打败居于黄河岸边的共工部族，渡过黄河，在河南新郑建立起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有熊国。这时是黄帝部族最强盛的时代。它的地盘和势力范围已“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

这时候的黄帝已不是一个部落的首领，而是一个国家政权的领袖。但是，尽管黄帝已经建立了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记事却还是原始的结绳和刻木。也就是大事打一大结，小事打一小结，相连的事打一连环结，或者用刀子在木竹上刻以符号作为记事。但是，此时黄帝所统领的国家政权，事情繁杂，名物繁多，用结绳和刻木的方法，远不能适应需要，这就有创造文字的迫切要求。这个任务，黄帝就交给了仓颉。

仓颉是黄帝的史官，据说是生有“双瞳四目”的圣人，他接受了这个任务之后，便在洧水南岸的一个高台上造屋住下来，专心致志地造字。可是，他苦思冥想，想了很长时间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有一天，仓颉正在思索之际，只见天上飞来一只凤凰，嘴里叼着的一件东西掉了下来，正好掉在仓颉面前，仓颉拾起来，看到上面有一个蹄印，可仓颉辨认不出是什么野兽的蹄印，就问正巧走来的一个猎人。猎人看了看说：“这是貔貅的蹄印，与别的兽类的蹄印不一样，别的野兽的蹄印，我一看也知道。”仓颉一听，大受启发。他想，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特征，如能抓住事物的特征，画出图像，大家都能认识，人人都可用来传达心意，记载事情，这不就是字吗?于是，仓颉便注意仔细观察各种事物的特征，譬如日、月、星、云、山、河、湖、海，以及各种飞禽走兽、应用器物，并按其特征，画出图形，造出许多象形字来。许慎《说文解字·叙》云：“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书契，就是文字。就这样日积月累，时间长了，仓颉造的字也就多了。仓颉把他造的这些象形字献给黄帝，黄帝非常高兴，立即召集九州酋长，让仓颉把造的这些字传授给他们，于是，这些象形字便开始应用起来。

当然，“仓颉造字”是近乎神迹的传说，不足为据，但其内涵却不无道理，这就是文字从图画中来，最早出现的文字是图画文字。正如《中国文字学》所说：“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但图画却不一定都能读。后来，文字跟图画渐渐分歧，差别逐渐显著，文字不再是图画的，而是书写的。”“书写的技术不需要逼真的描绘，只要把特点写出来，大致不错，使人能认识就够了。”这就是原始的文字。我们了解了文字的诞生过程，同时也可以看到，国家政权建立起来以后，“庶业其繁，饰伪萌生”，仅靠“结绳为治”已经不能维系政权的延续，文字也就应运而生。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文字的应用，新建的国家政权必将分崩离析。

在原始社会，就部落而言，有语言就足够。因为在一个小群体里，语言是最好的交流工具，对文字没有迫切的需求，也不具备创造文字的能力和基础。创造文字首先需要有足够的人口基数，其次必须借鉴大量的符号。一个部落，既没有足够的人口基数，也没有大量的符号，更缺乏因为需要而去创造的内在动力。

文字在政权的迫切需要下产生。虽说有的政权并没有文字，但文字一定产生于政权之下。理由大致有三：首先，有了政权才会有相对众多的人口。其次，政权建立后，才有可能将各个部落的原始符号集拢起来。一种文字的创立，必须借鉴大量的符号，而一个部落的符号是有限的，它必须借鉴很多部落的符号。再次，文字的创造、颁布、传播，只有通过政权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号召力才能实施。

拨开神话传说的迷雾，我们来看一看文字创造的实际情况：　

在中国远古时代，统一了许多部落的首领黄帝，迫切地感觉到，他的旨意无以行千里，他的恩威无以施众人。于是就命他身边的大智者仓颉创造文字。这个大智者，广泛搜集了已存的各种纹饰，刻画，符号，图案；又按照某种思维创造了许多新的符号和图案，使这些符号与语音一一对应，就制成了文字。有了文字的应用，首领的旨意就变成了政令，首领的恩威就变成了德与法。

文字的本质是用符号代表语言中的读音，只要能够明确无误地表达语音，无论这个符号是图画、记号、纹饰，或是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的笔画组合都没有问题，只是需要一个能够让大家都服膺的权威认定即可。这个权威就是政权。政权赋予文字一种类似法的东西，甚至文字本身就可以被看做一种法，只要这个文字被政权确定，人们就必须依此来遵循。

文字不仅在创始之初便与政权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政权的发展过程中，文字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公元399年，一支来自大兴安岭的游牧民族——鲜卑，经过四十余年征战，将中国北方的五胡十六国逐一剿灭，在中原建立了强大的政权，史称北魏。《魏书·序》云：“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鲜卑族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文字。作为征服者，鲜卑人自然是以本民族语言为习惯，以说鲜卑语为荣。

然而，公元495年5月26日北魏孝文帝公布的一项政令，让所有的鲜卑贵族瞠目结舌。在这项政令中孝文帝拓跋宏宣布“停止说鲜卑话，一律讲中原汉语的正音，三十岁以上的人或许一时难改，三十岁以下的朝廷现职官员不许再讲鲜卑话”。七个月后，孝文帝又将皇族的姓氏，由拓跋改为汉族的姓氏——元，并将鲜卑族的姓氏全都改为汉姓。

反对的声音首先来自皇宫深处。公元496年8月7日，乘着父亲外出巡视的间隙，太子元洵逃回北魏的旧都平城，密谋复辟，这让孝文帝元宏无比震怒。在出逃事件发生的八个月后，复辟失败的太子喝下了父亲钦赐的毒酒。这一天距离他十五岁的生日还差整整十天。后来，孝文帝元宏用“大义灭亲”四个字总结了自己毒死儿子的原因。这个有能力缔造一个强大政权的君主却没有能力创造文化和文字，在政权的利益面前他只能牺牲亲情。这就是元宏的命运。

孝文帝杀太子，实际上他是为了推行他的整个汉化政策。他为了北魏的国家利益和政权利益，才不得不这样做。采用汉字，鲜卑族跟汉族之间的界限打破了，政治上便统一了。

关于文字与政权的话题还不得不提起秦始皇。秦始皇做了两件大事，令后人永远铭记。一个是修筑万里长城，一个是统一文字。虽然秦始皇梦想着其皇位能够传与万世，却一世而亡。但是，由他统一的方方正正的方块字聚集着结束内乱、统一六国的能量。有了方块字，就有了跨越时空的载体，就可以凝聚巨大的力量，天下归于一统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