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凡文集‖第七辑：数风流人物‖ 一、伯乐欧阳修

一、伯乐欧阳修

“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正是春夏之交，风和日丽，我信步在琅琊山山道。过了琅琊墨苑，醉翁亭身影依稀可见。紧赶几步，就看到依山傍水，幽雅宁静的千古名亭。醉翁亭布局严谨小巧，紧靠峻峭山壁，飞檐凌空挑出，具有江南亭台特色。亭旁不远处斜卧一块巨石，上面镌刻篆字“醉翁亭”。此时，我脑海里涌现出一个手执酒壶的老者坐在亭中，石台一旁放着几页素笺，一张古琴，一副棋盘，乐天知命的他欣欣然对着亭外美景饮酒赋诗。他就是为醉翁亭题名并写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的欧阳修。

欧阳修，一代文豪，名列唐宋八大家，在文学上的成就自不用赘言。我在研读欧阳修的时候，发现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绝对是个特立独行的另类。他的这种另类绝不是桀骜不驯、率性而为、放荡不羁，如果一定要解说的话，可以这样说：与大众不一样的行为、举止。

三国时的曹丕在《典论·论文》道出一个极为荒谬的真理：“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何为荒谬？盖是因为文人应该知书达理，互敬互重，但是，文人更多的表现却是嫉贤妒能，相互菲薄；又何为真理？因为这是被古往今来的历史反复证明过的。但是，八百多年后，欧阳修却用他的特立独行颠覆了曹丕的论断，欧阳修的特立独行被后人用四个字来形容：千古伯乐。

谈到欧阳修，就要说起唐宋八大家，而这唐宋八大家中，除韩愈、柳宗元两人是前朝唐代的，还有一人是欧阳修自己外，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均出自他的门下，而且都是以布衣之身被他相中、提携而名扬天下。《宋史·欧阳修传》说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高度概括了他的求才之渴、爱才之切、识才之准、举才之功，称他为千古伯乐，不是过誉之词。

欧阳修一生桃李满天下，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梅尧臣、苏舜钦都得到过他的举荐，张载、程颢、吕大钧等旷世大儒的出名也与欧阳修的学识、眼光和胸怀密不可分。就说唐宋八大家中的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与欧阳修之间的际遇，就有着许多让人感慨的故事。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擅长古文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所以屡试不第，一直埋没于草莽。庆历元年，曾巩入京游太学，写了一篇《上欧阳学士第一书》，并附文数篇呈献欧阳修。文中说道：“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意思是说，他在孩提时就闻欧阳修的大名，待到年长拜读了欧阳修的大作后，更为他的学识所折服。当时欧阳修任执事，故文中如此称呼。欧阳修读了曾巩的文章，赏识不已，回信中说：“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充分肯定了曾巩文章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认为曾巩的文章气势澎湃，虽有滥用辞藻之不足，但只要稍加疏导，将会更有成就。次年，曾巩科举落第，欧阳修专门写了《送曾巩秀才序》，批评了当时陈腐守旧的考试方法和录取标准，赞扬曾巩“思广其学而坚其志”的志向。又把曾巩纳入门下，当成最堪造就的学生，悉心教导，还盛赞曾巩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嘉祐二年，曾巩高中进士，从此一鸣天下知。苏洵少年时代喜欢任侠与壮游，不好读书，27岁才开始发奋为学，经过十多年的苦读，学业大进。进京参加科考，却连连落榜。回到家中，苏洵尽焚所写文章，然后闭门谢客，埋头读书，又过十年，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这一次他没有冒然进京赶考，而是带着苏轼、苏辙兄弟，以文章为“敲门砖”，拜访了益州知州张方平，希望得到这位文坛宿将的举荐。张方平觉得自己人微言轻，此事非欧阳修莫属。张方平便写了一封推荐信，让苏氏父子去京城拜访翰林学士欧阳修。张方平实际上是欧阳修的政敌，一向不和，但是，欧阳修读了苏洵的文章后，并不因为他是政敌推荐的而怠慢，反而击节大赞：“后来文章当在此！”并立即向宋仁宗上《荐布衣苏洵状》说：“伏见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几策》二十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欧阳修在皇帝和士大夫间极力推誉，苏洵从此名动京师。

欧阳修提携苏轼的故事十分生动。嘉祐二年，欧阳修任主考官的时候，出题《刑赏忠厚之至论》，点检试卷官梅尧臣批阅试卷时，发现其中一篇特别精彩，颇具“孟轲之风”，随即呈给欧阳修阅。欧阳修读后，眼睛一亮，觉得无论文采还是观点，都可以毫无争议地列为第一。但欧阳修的“入室弟子”曾巩也参加了这场会试，由于采用糊名法，而且试卷统一由专人誊录，无法确认何人所写。欧阳修猜想这篇文章应该是曾巩所写，担心把自己的弟子列为第一会遭人闲话，便与梅尧臣商量将其列为第二。复试时，欧阳修又见到一篇《春秋对义》，赞叹之余，便毫不犹豫地将其列为第一名。发榜时，欧阳修才知道，初试、复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两篇文章，均出自苏轼之手。见到年轻俊才的佳文，年过五十的欧阳修竟然兴奋得孩童一般，他在给梅尧臣的信中盛赞苏轼的文才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欧阳修和儿子欧阳裴讨论诗文时谈到苏轼，感叹道：“你记住我的话，三十年后，世上的人只知道苏轼，再也不会称道我的诗文了！”

苏轼对自己的老师曾有这样的评语：“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之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

欧阳修举荐王安石却有着曲折的情节。王安石和曾巩交谊深厚，曾巩曾两次致信欧阳修举荐王安石。欧阳修贬知滁州后，曾巩来到滁州，把王安石的文章带给自己的老师评判。欧阳修见后，十分欣赏，一边诵读，一边抄写，并提出希望马上能见到王安石，然而却遭到孤傲清高的王安石的拒绝。十年后，欧阳修回京复职，王安石也在京城任职，两人才首次相会。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记载：“王荆公初未识欧文忠公，曾子固力荐之，公愿得游其门，而荆公终不肯自通。至和初，为群牧判官，文忠还朝，始见知……”王安石在《奉酬永叔见赠》一诗中，有“他日若能窥孟子，此身安敢望韩公”之语。自期以孟子，而将欧阳修比作韩愈。论名气、地位，这时王安石都远不如欧阳修，然而欧阳修并不以为忤，仍向仁宗皇帝推荐王安石，称“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议论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建议“亟加进擢，置之左右”。然而，王安石大概认为此时并非自己大展抱负之时吧，以“家贫口众，难任京师”为借口，辞让京官，请求外任，回绝了欧阳修的一番盛情。有了文坛领袖的赏识推崇，王安石很快便名满天下。后来，欧阳修向朝廷力荐可为宰相者三人中就有王安石。日后两人政见并不相同，但终生诗文赠答，书信往来，维持深厚的个人友谊。欧阳修死后，在众多的祭奠文章中，感情最深、写得最好的，还是王安石的《祭欧阳文忠公文》。

古时候科举考试都是由朝廷重臣任主考官，大多数考生都要巴结主考官，科考及第者自称门生，如此，便利主考官结党营私，培植势力。朝廷虽有严令禁止收受门生结党营私之事，但是，官场之中却始终屡禁不止。欧阳修曾任主考官，又是北宋文坛领袖，有着庞大的人际关系网络，然而，欧阳修并没有结党营私之举，他是以奖掖后进，为国荐贤为己任。在朝为官期间，欧阳修对许多可用之人，常常以奏状形式，极力向皇帝推荐，并在奏状中说明，如这些人“不如所荐”，“但有一事败误”的话，则自己“并甘连坐”、“并甘同罪”、“甘当朝典”。其忠心赤胆，日月可鉴。千古伯乐欧阳修，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