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公仆丁吉甫
一个在沙漠中长途跋涉的行者,突然遇到一眼清泉,其心情用欣喜若狂来描述一点也不为过。我当年在霍邱县新华书店偶然买到清仓翻出来的旧书丁吉甫著《篆刻入门》,就犹如沙漠中的行者遇到清泉一般。当时,我虽然已经在篆刻道路上跋涉多年,《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报》、《安徽日报》等报刊上也发表了一些篆刻作品,但我毕竟没有经过专业学习,没有名师指导,读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印章里原来还有那么多学问。
我读了丁吉甫先生的书后,便产生了拜师学艺的想法,但是,我所在的部队驻地是大别山区霍邱县,那时交通极为不便,故离南京非常遥远,这个想法根本无法成为现实,我只得把丁吉甫这个名字像用刻刀一样深深刻在我心里。
谁知不到一年,我的梦想居然成为现实。1979年元月,我调到南京军区某政治部任新闻、文化干事,一下子就来到了丁吉甫先生所在的南京。
来到南京的第一个星期天,我便在江苏省国画院画家黄鸿仪陪同下,带着自己篆刻的印章、字画等作品,登门拜访丁吉甫先生。
在我的脑海里,丁吉甫先生应该是一个集儒雅、庄重、威严、睿智于一身的长者,见了面却发现,丁吉甫先生是一位热情、慈祥的老人,他身材偏瘦,精神却非常好。丁吉甫先生对我手持的引见信并不很在意,对我的军人身份和作品却看的很重,他将印章、字画逐一过目后,眉宇间露出了欣喜。丁吉甫先生合上我的作品,沉思片刻,然后说了一些称赞和鼓励的话。我刚刚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时,却听得丁吉甫先生话锋一转,开口说道:“不过,你的篆刻作品刀法过于零乱,野气太足,有些字也不太上规矩,你要进一步加强对文字发展史的研究,增强识篆别篆的功夫。”丁吉甫先生的话句句戳中了我的痛点,令我背上冷汗涔涔。我心里想,糟了,丁吉甫先生给我这样的评价,看来想拜师学艺的愿望是无法实现了。
我带着点遗憾和不舍站起身,准备告辞。这时,丁吉甫先生从头到脚把我重新打量一番,笑眯眯地说道:“小伙子,你是一位很有希望的篆刻书画人才,若能认认真真钻上几年,会有成就的。你愿不愿意当我的学生?”
幸福来的太突然,我一下愣住了,有点不敢相信,便带着一点抖音问道:“丁老,您是说要收我当学生?”
“嗯!”丁吉甫先生肯定的点了点头,接着带点疑惑问道:“怎么?你不愿意?”
“愿意!愿意!”我连声答道。丁吉甫先生笑了笑说道:“我就喜欢收你这样的人做我的学生。”
“请老师受我一拜!”我端端正正的向丁老师行了一个军礼。
丁老师示意我坐下,又聊了半个多小时,详细问了我的生活、工作、爱好等等。当我再次准备告辞的时候,丁老师拿出一本他主编的《中国现代篆刻印谱》,郑重交代道:“你先把这本书认真看看,多体会体会。”接着又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学生了,可以多多往我这里走走,不要有什么拘束。”
离开丁老师家,我仍然感觉是在梦里,今日能够拜师学艺,实在是运气太好了,我仿佛看到一条艺术大道在我眼前展开。
从这以后,一有空我就会来到丁老师那里,丁老师仿佛是一眼深不可测的艺术源泉,我如饥似渴地汲取着艺术养分。
丁老师从不会手把手地教我刻印,也不是按部就班地讲授印学知识,他是根据我的特点和学习进度,大量地把前人和今人的好作品拿来给我看,看不懂的,就提纲挈领地说几句。他毫无保留地把他最宝贵的收藏拿来让我临摹,比如借给我临摹的吴昌硕印谱,就是珍贵的原钤本。
在丁老师家,我阅读了大量的印谱,知道了古玺、汉印,知道了浙派、徽派、晚清四大家,尽情地领略了历史上这些大家作品的风格,接受着经典的润泽。对我的习作,丁老师很少说批评的话,而是挑出习作中的毛病,指出应该怎么修改,甚至自己拿起刻刀,修改一通,然后让我体会修改后的蕴意。丁老师话说的不多,语言也很平常,他就是以纯朴而真挚的情感,领着你去感悟艺术的真谛,体味文化的精髓。
丁老师喜欢向我介绍这个人刻得好,好在哪里;那个人有特点,有什么引人注目的表现。他一般不批评别人的作品,极少门户之见,对别人的成就总是表现出一种由衷的喜悦。丁老师的这一品质对我有很深的影响,使我的心胸不至狭隘。我一个从山野里走出来的野路子篆刻爱好者,在艺术经典和丁老师人格魅力的熏陶下,达到了一个前所没有的高度。
在丁老师身边时间长了,对他的了解也就越来越深入全面。他从来没有谈过自己的经历,但我从方方面面了解到丁老师的传奇。
丁吉甫先生是南通人,祖辈务农,家境贫寒。年轻时师从李苦李先生学习书法篆刻.与王个簃有同学之谊。1935年,丁吉甫先生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西画,同时选修中国书画篆刻。上海美专毕业后,丁吉甫先生应聘于南通县立初级中学,任美术专科教员。1938年南通沦陷,丁吉甫先生毅然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后来在陈毅、粟裕手下任征粮大队长。解放后,丁吉甫先生担任了国家粮食部二司司长。
1958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迁址南京,改名南京艺术学院,刘海粟续任院长。刘海粟没有忘记丁吉甫这个名字,将他调到南京艺术学院任美术系主任。丁吉甫先生觉得自己本身就是学画画的,还是回到画画的路上好。
我本以为丁老师对我好,是因为看对眼了,后来发现,丁老师对每一个热衷于篆刻而又有才华的年轻人都关爱有加。当时有两个人与丁老师的交往方式非常相似,一个是张肇思,新疆伊犁人,后来成为新疆书协副主席、伊犁州书协主席;一个是周哲文,福建人,后来成为福建省书协主席。他们两人都是通过书信和丁老师联系,却从未谋面,只是每个月寄作业过来,丁老师给予批改评点。直到1983年,两人才分别来到南京见面拜师。
丁老师与韩天衡的交往也堪称佳话。当时,韩天衡还叫韩振权,在上海自来水厂工作,但是,他的印刻得好,对印学也很有研究。因为丁老师是西泠印社理事,他在西泠印社的刊物上看到了韩天衡的作品,对这一个新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主动写信给韩天衡,与他交流探讨,还经常寄古印、拓片等物给韩天衡,以勉励他在印章篆刻道路上不断跋涉。
1983年,西泠印社80周年大庆,同时也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次大聚会。这时候,丁老师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由我代表他出席活动。他专门写了一封推荐信,举荐了韩天衡和周哲文,信中把他们的才华着重介绍了一番,建议西泠印社理事会吸纳他们为理事。由此可以看到丁老师对年轻人的关爱。我到了杭州,把信交给了西泠印社社长沙孟海,还把丁老师的意思转告了王个簃、储乐山、朱复戡等人,他们对丁吉甫关心年轻人的情怀给了很高的评价。韩天衡和周哲文在那一届都顺利当选了西泠印社理事。
丁老师关心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如言恭达、张伟生、祝竹等等,可以这么说,现今国内及江苏印坛上稍有成就的中年篆刻家无不受其影响。正如韩天衡先生所说的那样:“他曾鼓励和帮助过许多类似我这样迷恋印学而惑于印艺的小人物,他岂是爱我,而是爱才;他岂是爱一个人,而是爱着亟待振兴的祖国印坛呀!”
在中国印坛,丁吉甫先生有一个“雅号”:公仆。这个“雅号”的来源要从丁吉甫先生担任的工作和所作所为说起。
上世纪60年代初,讲授书法篆刻课普遍缺乏辅助教材。丁吉甫先生认为,中国篆刻历史源远流长,风格流派众多,名家如林。但是,由于近代中国战乱不断,百业凋零,以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旧印谱较难见到。于是,丁吉甫先生便结合教学需要,精选上起周秦,下迄近现代作品,编为《印章参考资料》一书,分周秦古玺,汉魏六朝官印、私印、隋唐官印、近代各派和现代印家作品;各种书法举例;边款拓片举例;各种印钮图片四个部分。
《印章参考资料》封面由胡小石先生题鉴,1961年出版。这是我国解放后第一本篆刻类拓荒性教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本难得的入门书籍,立刻成为篆刻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1962年江苏省成立了书法印章研究会,会长是胡小石先生,秘书长就是丁吉甫先生。
丁吉甫先生担任江苏书法印章研究会秘书长之后,从不谋私利,想的是如何把江苏书法篆刻界团结起来,领导起来,怎样去发现人才,挖掘人才。他通过穿线搭桥,把老艺术家组织起来,如林散之、高二适、高石农等。丁吉甫先生不仅关心专业书法篆刻者,对民间书法篆刻者也同样关爱有加,如秦士蔚、高石农、张寒月等人。
丁吉甫先生与印界的朋友交游很广,他有一本全国印人的通讯录,与他们多有交往,互通书信,交流作品,探讨心得体会,相互提高。由于他契而不舍的努力,江苏书法印章研究会几乎成了全国印人的联系中心。
拜师丁吉甫先生是我的毕生荣耀,但也给我带来一个终生遗憾。
1984年11月21日,南京军区要为我举办画展。此时先生抱病在床。但是,他对我的这次画展看的非常重要。先生抱病为我的画展写了前言,还精挑细选,为我选定了111幅作品参展。为什么要选111幅?先生解释道:因为你现在什么都是第一步:书法、篆刻、绘画。
11月21日,上午九点,先生要和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一同为画展剪彩,但是,等到九点整,先生没到,只有他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到了。我感觉他们的神态不对,开幕式一结束,我便追问先生不来的原因。这时,他们悲痛的告诉我,父亲已经在20日晚上去世了。临终前,先生交代子女说:“我可能不行了,万一不行,你们去参加麻凡的画展,我的消息不要告诉他,画展结束后再告诉他。”
原来,在20日晚上,先生叫保姆将他扶起,走到书案前,写下了一幅书法作品:“上下求索”。写完后,一睡就再也没有醒来。
获此噩耗,我的心头滴血不止。恩师临终,我没能亲自侍奉,甚至没能见上最后一面,给我留下了终生遗憾。于是,我决定,画展开幕后的第二天,闭馆三天,以示哀悼之意。画展结束之后,参展的111幅作品,我仅留了一幅,以做纪念,其它的全部烧掉,以祭奠恩师丁吉甫先生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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